涂鸦——野性城市的编年史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纽约自身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脱胎换骨，人口从1850年的5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为了建造这个巨大的蜂巢，电梯的发明宣布了摩天大楼时代的降临。曼哈顿区内满是向天空竖起的钢筋铁架，从而被传记作家亨利·詹姆斯形容为“突兀怪异的别针，插在地平线的软垫上。整个纽约像一座巨大阴森的水族馆，电车像凶猛的深海鱼类一样，在建筑物所构成的人工珊瑚之间穿行”。上世纪30年代，欧洲紧张的局势使超现实主义艺术在纽约找到了新的大本营:从马克斯·恩斯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萨尔瓦多·达利，到杰克逊·波洛克。而青年演员、画家、音乐人、舞蹈家、作家像朝圣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这里接受一种疯狂全新的艺术启蒙。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堡说:“它与纽约喧嚣放肆的风格相对应，是一种乱涂乱画，色彩丰满，节奏断裂，笔触，刀痕，指印或污渍的大杂烩。”

    穷街陋巷里的文艺复兴

    在这种持久的躁动与发烧状态下，现代城市设施使纽约的某一个部分矛盾地具备着旺盛的罪恶和创造力:当1915年初纽约政府沿着诺勒克斯大道修建地铁，贯通曼哈顿商业地带与哈莱姆住宅区的地铁时，地产投机商在此修建了大批公寓，但随即到来的大萧条使它们的租金狂跌，成批的黑人与新移民涌进了这个新兴的城中之城。截止到1950年，哈莱姆地区的黑人人口达到50万，以至于在中央公园第96街以南地区再也见不到一个有色居民。自此以后，一个古怪有趣的亚文化圈在这个犯罪天堂里逐渐出现:75%的纽约在押囚犯都来自哈莱姆与邻近的布朗克斯等7个区，而上世纪30～50年代的“哈莱姆文化复兴”也为美国提供了从爵士钢琴家费茨·瓦莱，到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等一大干出身草根的艺术天才。

    在这些天才中，居住在华盛顿高地上的送货小子德米特里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随处涂写自己绰号“Taki183”的举动不仅使自己登上了1971年的《纽约时报》，也使涂鸦，这个来自希腊文“书写”与意大利文“刮痕”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

    很快，一批效仿“Taki183”的街头分子就不满足于仅仅在地铁车厢或街角喷上自己的绰号，他们将自己的签名个性化，以求获得特立独行的效果:例如著名的High 149就以一片冒烟的大麻叶作为自己签名中“H”的一横。而Super Kool223则破天荒地将泡沫喷筒的喷头安装在罐装喷漆上，从而使喷出的彩条更为宽大、浓艳，大大缩减了完成一个“签名”所需要的时间，也降低了被警察和铁路管理人员逮到的几率。Phase II则发明了他独特的泡泡字体与立体喷绘，使得涂鸦形象可以在列车奔驰时显出连续动画的效果。涂鸦内容也从文字扩展到卡通人物、政治口号，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其中给予这些街头漆族灵感最多的就是曾一手振兴纽约前卫艺术杂志《东村之声》、并于1969年与1972年分获“雨果奖”与国际漫画大展“黄孩子奖”的著名另类漫画家沃恩·波迪。他所创造的“魔法师奇奇”等人物是当时每个涂鸦者出道时最乐于临摹的形象。

    在70年代的“喷族”眼里，地铁不仅是最好的画布，也是向其他城区炫耀自己水平的惟一方式。自从1973年Flint 707创作了第一个全车厢涂鸦以来，展示技巧与挑战公共权威就构成了涂鸦运动的两大内涵。1975年，“自由快车”与“不可思议”五人组利用整整一周，完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全车”涂鸦，将一整列行驶于三号线上的地铁列车漆满了俚语和卡通形象。这场涂鸦的“流派之战”，常常会以械斗告终。借助涂鸦标签，各个团伙之间也像黑帮那样在地铁线路与街区间划分了势力范围，任何抄袭的嫌疑或“越界”创作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一场冲突。诸如“最后幸存者”，与“前卫”等犯罪性质浓厚的涂鸦黑帮，在70年代中已经将创作地点延伸到曼哈顿中心地带。如同刚刚兴起的说唱乐和街头篮球一样，所有的新手都必须先投靠一个声名在外的涂鸦团伙，以求获得保护和技术上的指导。例如Chalfant和Cooper32就是通过充当涂鸦“大师”Lee的下手，为其作品喷涂边框和背景起家。同样出身于布鲁克林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嘻哈音乐也促进了涂鸦的流行，包括酷力士，闪电大师在内的著名DJ，饶舌歌手同时也身为“漆族”一员，他们常常将自己涂鸦时的签名当作自己的艺名，并从街头涂鸦的警句和俚语中寻找歌词灵感。霹雳舞与街头篮球的竞赛场地也需要DJ的现场伴奏与涂鸦装饰。“所有这一切都是黑人生存，聚合的需要”被誉为布鲁克林区嘻哈音乐教父的Afrika Bambaataa 说:“这些东西存在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黑人为了使自己变得积极，从生活中寻找意义。”